中国基金业20年，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基金经理，中国基金报特别策划了对基金业20年最佳基金经理的系列专访，本期我们采访了业内知名的价值投资派代表性人物、高毅资产董事长邱国鹭。在三个多小时的采访中，他讲述了自己的早期经历和投资历程，有精彩的投资案例，有生动的故事和人物，更有他深耕投资二十年的投资心得与潜心思考的投资智慧。

(注：2018年5月，邱国鹭获中国基金报英华奖评选的“中国基金业20年最佳基金经理”。)

邱国鹭出身书香门第，父亲邱华炳是厦门大学财金系教授，他很小就在父亲的影响下开始接触金融，读过很多经济学、金融学、历史、社会方面的书籍，并且在成长之初就近距离接触到许多之后的金融业界人士。

邱国鹭本科毕业于厦门大学财金系，1996年留学美国，获经济学、金融学双硕士。1999年加入韦奇资本管理公司，因工作出色，2004年底成为公司合伙人。2005年，年轻气盛、一心想做出一番事业的邱国鹭，辞去了待遇优厚的工作，放弃了当时60亿美元管理规模的韦奇资本公司的股权，与另外两个合伙人创立奥泰尔领航者对冲基金。因为独立运作一家公司牵扯精力较多，很难专注于投资，加之邱国鹭后来获得一家800亿美元规模的金融机构的资金支持，因此在2007年选择在其设立的普林瑟斯资本管理公司的平台上运作。2008年，尽管金融风暴来袭，但因为充分对冲风险，邱国鹭管理的产品仍获得了两位数的正收益，在竞争激烈的对冲基金行业中初露头角。

2008年10月，在次贷危机的疾风暴雨中，在A股最低迷的时刻，邱国鹭毅然选择回到国内发展，加盟南方基金管理公司，任投资总监。

回国之初，邱国鹭通过广泛的阅读和学习，快速了解中国市场，除了每周要看几十篇报告，他也读了很多书，做了大量的上市公司调研。因此，从美国对冲基金到国内公募基金，从美股到A股，他没有水土不服，甚至更加得心应手。2009年底，在南方基金2010年投资策略会上，他提出2010年十大预言，后来大部分得到应验，他也成为业界和媒体关注的人物。当时，国内微博正在兴起，邱国鹭在微博中记录对投资的观察和思考，以生动简洁的语言，倡导价值投资理念，得到投资者的追捧和认可，有几篇长微博更有三四千次转发和三四百万次阅读。他将这些文章集结成《投资中最简单的事》一书，广受好评。

在负责公司投资管理工作的同时，邱国鹭也兼任基金经理， 2010年他开始管理南方基金旗下光大2号等多只专户产品，到2014年辞职，在四年存续期内，光大2号获得了优异的业绩。

2014年初，邱国鹭辞去南方基金的职务，着手打造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任董事长兼CEO。之后陆续加入高毅资产的几位合伙人皆为业内优秀的基金经理，引人关注。2015年股市暴涨、暴跌，高毅资产经受住了考验，在股市暴跌时旗下产品回撤较小，并且在当年7、8月份市场最低迷的时期逆势发行产品。在2016、2017年蓝筹股行情中，高毅资产整体获得了相当出色的业绩，得到了渠道和投资者的认可，公司管理资产规模快速增长，成为国内排名前列的私募基金管理公司。2018年以来，股市大幅震荡，但根据第三方公布的数据看，高毅资产仍然保持了整体业绩的平稳，在大型私募基金中居于前列。

回国十年，邱国鹭用自己的实践，用高毅资产的实践，证明了价值投资在中国的有效性。

 

01

打造高毅资产

跟对的人在一起做一件对的事

中国基金报记者：为什么考虑做一个高毅这样的平台？

邱国鹭：一个优秀的基金经理要创业是很艰辛的，开门七件事，一件也不能少。前面也提到，我在美国创业时很辛苦，后来找了一个平台，分一部分收益给它，我的生活质量、成功概率、研究深度、投资敏锐度都大大提高。

因此，我创业时，就想打造一个这样的平台。我自己是基金经理，在别的平台上做过，我作为基金经理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平台，就把高毅打造成一个什么样的平台，我当时需要哪些服务，就提供给合伙的基金经理。我在美国工作过的三家公司都是合伙制的，我知道合伙人之间的关系应该怎么处理，利益应该怎么分配。

中国基金报记者：高毅为什么能够茁壮成长？

邱国鹭：合伙人之间相互投缘、和睦相处最重要，很幸运，遇到了我们另外几位合伙人，他们人品很好投资能力也很强。如果说高毅过去三四年取得了一点成绩，主要是他们的功劳，我只是刚好跟对的人在一起做了一件对的事。

我们有六个很资深的基金经理，几乎对任何一个行业，都有一两个人比较懂，大家取长补短，对我们认识世界认识市场很有好处。

我们的特点是共同研究，有很多的争论和辩论，在这个过程中，可以把很多事情搞明白。我们很少争论市场走向或个股涨跌，我们争论的都是行业和公司的基本面，行业以后会怎么样改变，哪家公司更有竞争力，哪家公司的战略是对的，哪家公司管理层品质更好。

中国基金报记者：正如你所说，高毅的每个合伙人都很优秀，他们以后有没有可能离开公司自己创业？

邱国鹭：这个问题对每个资产管理公司都存在。高毅的好处是，第一，机制比较到位，公司的股权激励机制、业绩分成机制、奖金递延机制，都考虑到了公司的延续性；第二，核心还在于公司的文化，我们的文化是以基金经理为核心，基金经理有充分的自主权，充分的决策权，也有个人的独立子品牌；最后是人品，刚好我们遇到的合伙人人品都很好，合伙人之间相处得也很好，感觉都比较舒服。这个行业的特点是优秀的投资人都财务自由了，没有人会为了财务的原因去委曲求全，一定得让每个人都满意。完全满意不可能，但还是能找到比较合理的最大公约数。

中国基金报记者：高毅成立以来业绩优秀，得到了渠道和客户的认可，公司管理资产规模增长速度也比较快，你们有没有压力？

邱国鹭：高毅定位于平台式的公司，是以基金经理为核心的，由基金经理自己决定产品什么时候开放什么时候关闭，公司会充分尊重基金经理本人的意愿。过去一年多，高毅陆续有不同的基金经理封闭申购自己管理的产品，现在大多数基金经理的大多数产品都封闭申购了，高毅的规模过去半年也比较稳定。

2017年全年我只发过一篇全公司范围的电子邮件，其中讲了三种冲突如何处理：第一，当公司利益跟客户利益冲突的时候，客户利益优先；第二，当业务拓展跟合规冲突的时候，合规优先；第三，当规模跟业绩冲突的时候，业绩优先。这是资产管理公司都会碰到的三个问题。

高毅的公司管理很扁平也很简单，去年全年只开过两次全公司大会，一次是合规培训，另一次是年终总结。在去年业绩规模双丰收的情况下，在年底总结中，我们成绩只总结了三分钟，问题谈了三小时。历史上，我们看过很多一时暴红的资产管理公司，也深知，在市场上一时的成功很容易，但持久的成功是很难的。

资产管理行业要成功，第一是要有好的机制，吸引到优秀的人才，才能创造优秀的业绩，最后才是理想的规模，这是合理的顺序。如果通过各种营销手段直接去追求规模，短期会有一些效果，但长期是没有持续性的。

从技术上来讲，高毅的几个合伙人从业经验都比较丰富，都有管理大资金的经验和能力，投资风格也是偏左侧投资，提前进提前出，容量比较大。我们经常都是买早了或卖早了，我买完继续跌，卖完继续涨，特别是逆向投资，买的是人家不要的东西，基本是你想买多少就有多少。有的公司，你现在一天买个十个亿一点问题都没有，因为大家都在卖，2016年1月份你去买白酒股，也是要多少有多少，即使基金规模大一些，对投资的影响也不大。

中国基金报记者：为什么会参与创立高礼价值投资研究院？

邱国鹭：资产管理业的核心竞争力是人才，怎么招募人才、培训人才、激励人才、挽留人才，是公司的重中之重。招募人才方面，高毅还是有点号召力，我们的基金经理都很优秀，对人才也比较有吸引力，激励方面，我们成立之初就想得很清楚，也很成熟，挽留跟激励基本到位，接下来就是培训，怎么培训人才？

高礼价值投资研究院由高瓴资本创办，耶鲁大学首席投资官大卫·史文森任名誉理事长，高瓴资本创始人张磊任理事长，我担任院长。一年招二十几个学员，去年有近1000人报名，学员都是一级市场二级市场的一线投研人员，有公募基金私募基金的基金经理、研究员，还有股权投资人士，他们平均有5~8年投资经验，甚至个别有二三十年投资经验，完全可以来当老师。

具体的课程，主要由高瓴讲一级市场，高毅讲二级市场。合伙人讲自己擅长的东西，比如张磊讲零售行业，高瓴TMT合伙人讲TMT，邓晓峰讲通信行业，冯柳讲消费品行业。也会在外面请一些资深专家来讲课。每个月会布置做一个课题，分成四个小组，研究不同的样本，做2-4个案例分析，研究一些我们普遍比较关注的问题，比如新能源、电动车、新零售等。

高礼价值投资研究院的定位是后MBA，因为学员基本都读过硕士，又有实践经验，讲的都是比较贴近实践的。学制两年，第一年是学习，上十次课，第二年是实践，在实践过程中遇到问题大家一起讨论，以期学以致用。

高礼价值投资研究院的一些学生的履历、经验不亚于我，在许多方面可以当我老师。所以，大家是亦师亦友，互为师友，过去一年，我从这些学员身上学到非常多东西，平常很难有机会听老师们系统地讲课，几乎每次课我都会去听。高毅的研究员可以跟着一起旁听学习，对高毅形成系统性培养人才的氛围也有帮助。

02

对股市前景不悲观

贸易摩擦不会发展到不可收拾

中国基金报记者：目前大家对股市比较悲观，你怎么看？

邱国鹭：未来永远都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有些不确定性是你知道的，有些不确定性是你不知道的。一个市场大的系统性风险，主要有三个来源：

第一是估值泡沫，像2007年或2015年上半年，估值太高，下跌起来会很猛，其他时间基本是波动，目前是处在波动阶段的后期，估值已经比较低了。

第二是基本面有大的恶化，原来公司赚钱的，现在不赚钱了，或者经济有大的调整，出现经济衰退或崩盘。但即使把贸易摩擦考虑进去，中国经济也不会崩盘，因为从2011年到2015年，中国经济经过五年漫长而充分的调整，中间有五十几个月PPI是负增长，PPI是工业产成品出厂价格指数，PPI为负说明企业有巨大的压力，因此，这五年的洗牌是比较充分的。2016、2017年以来的复苏相对比较温和，库存不高，过剩产能不多，基本面泡沫不大，不太可能突然出现断崖式下跌。

第三是央行大幅收紧流动性，资金成本迅速提高，这也不太可能，今年已三次定向降低存款准备金率，近期，国务院常务会议称积极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央行投放也大幅增加，政策正逐渐放松。

这是我们对股市前景不悲观的主要原因。

中国基金报记者：请讲讲你对中美贸易摩擦的看法。

邱国鹭：我不是专家，很难具体去讲中美贸易摩擦会会怎么演化，但我们要知道底线在哪里。中国有非常大的本土市场，产业链布局比较全面，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大概在1/3左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另外，我们没有很严重的外债，又是高储蓄率的国家，这些条件决定了中国经济崩溃论是站不住脚的。

日本跟美国，从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打了20年的贸易战，并没有对日本经济造成巨大的伤害。日本到后期，人均GDP已经接近并超过美国，它们两个经济体有直接的竞争，而中国的人均GDP现在相比美国还差四五倍，所以中美经济还是有互补性的。大家不要看到我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很大，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转口贸易，出口一个iPhone手机给美国1千美元，中国的附加值并不多，但体现的即是一千美元的顺差。贸易摩擦真打起来，压力也会传导到中国上游的国家。

现在供应链早已全球化的背景之下，我不认为中美贸易摩擦会发展到不可收拾，在一定范围内双方应该能够达成某种程度的合作和妥协。当然，中美贸易摩擦的时间可能会比较漫长，中间回合会比较多。

中国基金报记者：你对中国经济比较乐观？

邱国鹭：我一贯是偏乐观的。说到底，中国经济是在增长的，股市虽然涨涨跌跌，有一部分上市公司还是不错的，买好公司长期看会有不错的回报。政府手上有很多牌，经济一旦出现下滑的迹象，政策就会开始放松。很多人都只看到负债率，也应该看资产端，中国政府拥有土地和国企，资产端还是有较多资源的。

大家还有点担心地方债，我认为也是可控的。中央如果想救，肯定救得了，目前只是想打破一下刚兑，但都在风险可控制的范围内。去杠杆是手段，防风险才是目的，不可能为了防风险，弄出更大的风险，虽然也有这种可能性，但政府是很谨慎的，不要低估执政者的智慧。

很多问题看起来很大，但都有解决的余地，中国现在GDP是80万亿，经济还是很有韧性的，不像一些小经济体，没有抗风险能力。

中国基金报记者：在目前的行情下，你会怎么做？你看好什么行业？

邱国鹭：对于股市，不必太悲观。很多上市公司的估值，基本上是反映了对中国经济特别悲观的一种预期，比如金融股。

港股中很多金融股估值已非常低，一些金融股的市净率已低于0.5，比2008年美国金融股的估值还要低，这反映了一种极为悲观的预期。为什么便宜是硬道理，因为便宜反映了一种非常悲观的预期，未来超预期的概率就很大。从有些金融股的估值看，似乎中国经济一塌糊涂，银行的坏账要到10%以上，实际上，我们关注到银行的坏账过去八个季度已经持续改善，未来可能会有一些小恶化，但没有市场担忧的那么严重。

另外，银行之间分化很严重，我们最近把17家银行的会计报表做了一个深度的系统性梳理，发现不同的银行之间差别很大：首先，对坏账确认的标准差异非常大，有的银行是只要逾期一天，就当做坏账，有的银行逾期一百天都不把它当坏账。逾期是客观的，但坏账的认定是主观的。第二是坏账的拨备，不同的银行也不一样，有的拨备是100%多，有的拨备是400%多，拨备差别很大。这是存量的概念，再看流量，过去一年，有的银行新增的拨备，已经是新形成坏账的两三倍以上，而有的银行计提的拨备还不足以覆盖它新增的坏账。单单对坏账处理是谨慎还是激进，银行之间的区别就很大。

银行现在的估值都是在5到8倍之间，按坏账拨备调整之后，有的银行是几倍，有的实际上应该是几十倍，甚至有的银行实际上已经亏钱了，还有的银行可能百分之八九十的利润来源于拨备不充分，按更严格的标准，利润可能要减少一半以上。所以，银行不能只看表面，银行的分化大家是没注意到的。

现在估计没有人会去研究银行，不要说现在，2012年2013年就没人看了，其实银行这几年走得并没有那么差，特别是龙头的银行股，近年来就走得挺好。现在，我们只需要判断一件事，就是中国经济不会崩盘，这是胜算比较高的。

03

早期经历

学霸+最早一批股民

中国基金报记者：请讲讲你的早期经历。你父亲邱华炳是厦门大学财政金融系主任、经济学院院长，可以说是家学渊源。

邱国鹭：我从小读书不算是特别努力，但学习成绩还不错，高中时参加各种竞赛，物理竞赛、计算机程序设计竞赛都得过福建省第一名，数学竞赛也得过奖。家里人一直觉得，我没做科研有点可惜。高中毕业统考，我是福建省第二名，因此也获得了大学保送资格。

家学渊源谈不上，不过，我从小读了很多书，经济学、金融学、历史、社会方面的书读了很多，父亲是老师，家里面别的不多就是书多。我生在厦大、长在厦大校园，小时候住的教工宿舍，现在已改建为厦大的人类历史博物馆，我跟朋友开玩笑说，小时候就住在山顶洞人那屋。

在经济、金融、投资方面，我的第一个启蒙老师是我父亲，除了在理论上、实践上的引导，他的言传身教，包括他的生活、学术圈子，对我影响都很大。厦大财政金融专业很强，父亲有很多学生，应该算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批接触资本市场的人，他们谈论的话题，我当时不一定听得懂，但也算耳濡目染吧。

我父亲比较注重理论跟实践相结合，创办了福建省第一家资产评估事务所，大二、大三的时候，我在事务所实习过。我参加了福建闽西一家水泥厂、闽南一家啤酒厂的资产评估，当然，我主要是打打杂，帮人家敲敲电脑、记记账。这是我第一次切身地知道怎么对一家公司进行估值，看的不是财务报表，而是机器、设备、厂房，还要算折旧、年限等，这是个很简单的活，却是很好的培训，我对周期股和消费股的认识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早期对我影响最大的人无疑是我父亲，可惜他英年早逝。今年是他去世15周年，我和我母亲、兄长一起，捐赠设立了厦门大学邱华炳教育基金会，也算是对他的一种怀念。

中国基金报记者：你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股市？

邱国鹭：我很早就开始对股市感兴趣，1992年，厦门开始发老十家的股票，5块钱买一张认购证，几个月以后可以认购股票，一个身份证可以买五张认购证，我组织了一批同学和我母亲公司的同事去买，还记得，我跟同学打牌到凌晨四点多去排队。认购证本质上就是期权，而且杠杆很大，万一不能行权，也就是浪费一天，亏五块钱，如果行权，可以赚一万，当时一万块都可以买间房子了。这是我第一次参与股市和衍生品交易，算是赚了第一桶金。

中国基金报记者：1996年，你去了美国留学，请讲讲当时的情况。

邱国鹭：当时刚开始有互联网，我是中国第一批网民，用互联网申请美国学校，觉得特神奇。那时还没有浏览器，都是文字界面，要看美国学校的网站，把名字输进去，然后去洗个澡回来，网站可能刚出来。但即使如此，还是很快，因为以前靠写信联系，来回得一个多月，用互联网，你今天发，明天就能收到学校的回信。这让我对科技的力量有了切身的体会。

去美国读研，收获很大。我申请了塔夫茨大学（Tufts University）读经济学硕士，后来又申请去罗切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Rochester）学习金融学，两个学校我都申请到了全额奖学金。经济学和金融学在国内感觉很接近，其实区别很大，经济学是偏原理、偏宏观的，是基础学科，金融学是偏数学、偏定量、偏实践的，是应用学科。

我本来的计划是攻读金融学博士，在美国，博士学位要先上两年课，再写三年论文，我完成课程、通过了博士资格考试，但论文没写，拿了硕士学位就去上班，投身基金行业了。我父亲对我没读完博士一直耿耿于怀，总觉得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觉得我有点不务正业。现在想来，我自己也还是有点小遗憾的。

04

加盟对冲基金五年成合伙人

价值投资第一课终身难忘

中国基金报记者：研究生毕业后，你是怎样进入对冲基金的？

邱国鹭：我1999年毕业，正值纳斯达克泡沫的顶峰，美国的就业情况非常好，失业率是几十年的最低点，跟现在有点像。在美国，研究生毕业后一般都先去卖方，券商研究所可能每年要招几百人，买方则很少直接从学校招毕业生，中型基金公司一般一年就招一两个人，只有年份特别好的时候，可以直接去买方，所以一定意义上，我是当年科技股泡沫的受益者。

我去了很多公司面试，最后决定去韦奇资本，这是一家私募机构，不能算是对冲基金，也不是公募基金。公司管理资产数十亿美元，只有不到一百个机构客户，在投资上也不做对冲，而是价值投资、长期投资，美国有很多这样专为机构管钱的私募基金。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策略分析师兼定量分析师。做宏观做策略要求有大局观，从整体看问题，定量则很客观，什么都要用数据、程序去测试，以前所有技术分析的指标，包括移动均线和日本蜡烛图之类的，我基本都用程序测试过，结论是大多数都不准，没法交给程序去用。实际上，股市中有很多是伪经验，你正确的做法十次可能对六七次，错误的做法，你十次可能对三四次，但某个人可能只经历了错误中对的那三四次，他就可能会把一些错误的东西，当作正确的经验。定量的好处是，能够把十次一百次都去测试，到底什么东西好，什么东西不好，都可以用数据去检验，这养成了我一种相对客观的态度。

中国基金报记者：你在韦奇资本的工作怎么样？

邱国鹭：我在韦奇资本学到了很多东西，干得也很开心。报到第一天，公司给了我一间很大的办公室，就是老板原来的办公室。因为公司刚从半层扩展到一层，公司人不多，几乎所有的投研人员都有办公室，老板搬到另一个更大的角落办公，就把他的办公室给我了。

公司对我很好，刚进公司，就送我去哈佛大学行为金融学的短训班学习，当时正值纳斯达克泡沫最盛的时期，整个市场都疯了，理论和现实相对照，对我很有启发。我英语口音很重，公司还专门请了一个大学老师一对一教了我半年英语口语。

我工作干得也还不错，五年半提拔了三次，从研究员升到总监再到执行副总裁，最后成为合伙人。投资就是这点好，你做了贡献都看得见。

2004年底，我成为公司合伙人，拥有一部分公司股份，公司当时规模是60亿美元。

中国基金报记者：你的第一个老板对你影响很大？

邱国鹭：韦奇资本的老板非常优秀，27岁即担任美国第四大银行的研究总监，他是公司创始人也是首席投资官，他是铁杆的价值投资者,对我投资影响非常大。非常幸运，能够遇到他。

我刚到公司就给老板当助理，他经常给我出一些题目，教给我很多东西，从投资理念到对市场历史的研究，那几年我读了很多书，成长得特别快。

我加入时，公司业绩已经连续五年落后于市场，公司规模也从30亿美元跌到了20亿美元，我们的客户是机构客户，主要看5-7年的滚动业绩，连续五年业绩落后，公司已经开始有很大的压力。面对纳指的疯狂，老板身上那种淡定和独立思考，还有他的坚持，让我终身难忘。当时，大家都在说“这次不同了”，他却坚定地说“这也会过去”。

有一次，我跟老板说，科学技术确实进步很快，他回答说：“科学技术进步再快，也没有华尔街的贪婪增长得快。”

1999年5月，我到公司入职，十个月之后，2000年3月份，纳斯达克泡沫破灭。这是史上最大的一个泡沫，纳指从5000多点跌到1000点，下跌了80%，第一批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互联网股票最低跌到几毛钱。

之后的六年，从2000年——2005年，韦奇资本每年的业绩几乎都是名列前茅。

这就是我投资的第一课，这段工作经历，对我的启发，对我形成投资理念、研究方法、研究体系，至关重要。你看我现在的抗压能力比较强，因为我老板当时的淡定给我的印象特别深。

在资本市场，整体性的泡沫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来一次，局部性的泡沫几乎每年都有可能。你应该怎么对待它？我倾向于选择绕着走，可能不参与，当然，也不会去卖空。

2004年初，我的老板决定退休，还不到50岁，然后义务为一家慈善机构打理资产。他的住所森木茂密，每年秋天落叶无数，他都坚持自己清扫、打包，他平易近人，记得大楼里每个清洁工的名字。

老板走的时候给了我两大本过去积累的旧杂志、旧报纸的剪报，按行业分类，整理得非常好。我一进公司，他就培养我读旧杂志、旧报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现在大家整天担心中国的杠杆太高，经济会崩溃，你要去看历史上的《商业周刊》、《财富》，美国人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就觉得美国国将不国了，70年代担心通货膨胀，80年代担心日本赶超，后来又担心坏账，这类文章好多，总是有人对未来充满忧虑。

为什么要有一个历史的眼光？因为只有拉长时间，你才能够把很多事情看清楚，它的体量、重要性到底是什么级别的，才不会听风就是雨，总是生活在惶恐之中。反过来，大的危险逼近的时候，你才会敏感一些，懂得去识别它。

读旧报告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有助于判断卖方研究员的水平，只要把他三年前报告拿出来看看，就知道这个人说话靠不靠谱，他三年前讲的故事、吹的牛，现在到底怎么样？有没有用？中国的卖方有一批非常优秀的研究员，只要看看历史上的报告，就很清楚。

05

为理想辞职到华尔街创业

2008年大熊市获两位数正回报

中国基金报记者：为什么会离开韦奇资本去创业？

邱国鹭：韦奇资本所在地夏洛特号称美国第二大银行中心，美国银行、美联银行的总部都在那儿，是美国南部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之一，非常舒适，但对我来说却太安静了，除非你是去打高尔夫球。如果贪图安逸和稳定，留在韦奇资本肯定是最好的选择，但我当时年轻气盛，觉得做一名对冲基金经理是很酷的一件事情，我当时读了许多理论书，书中人物的故事也激励我，想要成就一番事业。我觉得自己也可以像巴菲特、索罗斯一样优秀，一心想出去闯荡，就跑去了纽约。

2005年，我与另外两个合伙人创设了奥泰尔领航者对冲基金，离开了韦奇资本，我作为韦奇资本合伙人的股份就没有了。后来韦奇资本规模增长到一百多亿美元，粗算一下，那些股份几乎是我当时全部的身家。当时还年轻，关于这些股份的价值，都没怎么想，说走就走了。

创业后，我们公司业绩还不错，但是运作很辛苦。后来，我开始跟一家规模800亿美元的金融集团合作，我到他们的普林瑟斯资本平台上去运作，他们给我出种子资本和营运资本，帮我做营销和运营。这样，我就可以专心做投资了，少操心那么多琐事，生活质量和投资的敏锐性都要强很多。我为什么会打造高毅资产这样一个平台，跟这段经历有关。

中国基金报记者：2008年，次贷风暴席卷全球，股市暴跌，你当年投资的情况怎么样？

邱国鹭：2008年百分之七八十的对冲基金是亏钱的，因为大多数对冲基金没有充分对冲。我们是充分对冲的，所以，虽然全球股市暴跌，到2008年10月我回国时，公司还有两位数的正回报。我们当时投资了美国、加拿大、韩国跟香港四个国家和地区，投资策略是市场中性、国家中性，并且在同行业中做对冲，行业风险也是中性，我们买进低估值基本面扎实的公司，卖空同行业中高估值、基本面有水份的公司，打个比方，在2008年的暴跌行情中，好的白酒股肯定比一只垃圾的白酒股跌得少。

2008年，美国是真正的恐慌。华尔街几乎所有的公司都扛不住了，美国的大银行、大投行都有倒闭风险，大家认为没有一家券商跟银行是信得过的，钱拿出来都不知道该放到什么地方，不敢托管在摩根斯丹利、高盛，也不敢放在花旗、美林，身边的朋友一个个都在失业。

经历过2000年网络泡沫破灭和2008年次贷危机的人，心态会比较好，比较淡定，对市场的过度反应，无论是过于乐观还是过于悲观，都有一定的识别能力。有时候大家动不动就很恐慌，却是市场的过度反应，像2016年初，港股的估值杀到跟2008年一样低，国企指数估值跌至50年的最低点，但2016年的状况比2008年好多了。

06

2008年底加盟南方基金

每周读几十篇报告快速学习

中国基金报记者：2008年10月你回到中国，加盟南方基金，当时你在美国的公司有多大规模？为什么考虑回国？

邱国鹭：我当时管理的基金已经具备可以做起来的规模了。公司最早创立的时候有另外两个合伙人，后来因为独立运作太累，我找了个平台合作，就把另外两个合伙人的股份买了下来。

我回国，一部分是家庭的原因，我父亲去世后，我想多陪陪母亲。另外，我跟高良玉总谈了几个月，高总有理想也很实干，我很认可高总和南方基金。当时中国公募基金业的管理规模不大，我觉得中国基金业的发展空间巨大。各种因缘聚合，促成了我下决心回国。

中国基金报记者：你大学毕业后就去美国待了快13年，从业近10年，回到国内会不会水土不服？

邱国鹭：我刚回国时是以快速的学习来适应新环境，我读了好多书，每周都要看几十篇报告，通过广泛的阅读和学习，快速了解中国市场，并且实地调研了很多上市公司。为什么国外有些优秀的基金经理来中国，不一定做得好，因为理念是一回事，还得接地气，了解中国国情，了解具体的市场情况、行业情况。

一开始大部分的卖方报告我都会读，因为不知道谁好谁坏，三个月之后，我会根据研究员的名字来挑选报告，有些人的报告我会读，有些人的报告就不会去读了。我也会去读旧报告，把研究员在2006年、2007年大牛市讲的话、吹的牛重新读一遍。所以，我跟南方基金的研究员说，在金融业，一个人的名字就是一个品牌，这个品牌的建立可能需要几十年，毁掉可能只需要几分钟，你的工作都是会留痕的，所以做每件事情，都应该按最高的标准来要求。

我到南方基金时上证指数从2007年最高点下跌了超过七成，在历史性低点1664点附近，大家已经完全没有信心。我看到政策已经转向，估值已经低估，所以明确提出要加仓，2009年1月，作为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我提出指定性的决议要求，让基金经理加仓券商股到一定比例，因为券商股在市场见底时向上弹性最大。我在南方基金6年，这是我们投决会做过唯一一次指定性的决议。

07

一个策略管十年

锁定三大领域打造能力圈

中国基金报记者：你回国不久就开始写微博，你强调行业格局，关注一些增速变缓但集中度提升、龙头公司利润大幅提升的行业，近十年的市场，验证了你当初的判断。

邱国鹭：投资一家公司本质上是要分享它未来现金流的一部分，行业格局清晰，胜负已分的行业，盈利的确定性很高。像白电，2000-2005年行业增长迅速，但利润不佳，2006年行业增速开始减缓，但利润大增，因为在行业大洗牌后，小厂退出，行业集中度大大提高。

很多人喜欢在早期的时候去赌马，的确有人赌对，但赌对的概率很小。一项新技术出来的时候，总是群雄混战，很难分辩出谁是赢家，我愿意等到分出胜负，像孙子兵法中所说：胜而后求战，而不是战而后求胜。等行业集中到一定程度，前三名占据半壁以上江山，这时候谁好谁坏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你不但可以投，还敢出重手。

大家总担心胜负已分的时候投资会太晚，但回头看，十年前早就是龙头的公司，十年后还是行业龙头，十年来，他们的涨幅惊人，各行各业都如此。

我一直在讲要数月亮，不要数星星，数星星太累了，而且长期回报不会好，因为太难了。会有个别人是千里眼，数星星数得特别好，那他可能是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的料，因为他能够三岁看老。就像判断一个人是否成才，你是愿意在三岁的时候去判断还是等到30岁呢？当然，有的人会在周岁时，通过抓周来判断，抓到算盘就说他长大要做会计，但这是算命，他还没上幼儿园，你怎么知道他未来会做什么呢？当然你可以说这个人是富二代，富二代后来把家败掉的也很多，所以，三岁看老准确率太低。

我们是二级市场投资者，30岁看老就可以了。可以等这个人长大，知道他是哪个学校毕业的，进了什么行业，是什么职位，工作的前3-5年的升迁快不快？以此来判断他后30年的情况，比三岁看老的把握性要大得多。

格局决定结局。我刚回国的时候，大家都在讲空调的天花板，我们对白电和黑电进行了对比分析，结论是看好白电，不看好黑电。因为行业格局不一样，白电虽然还在混战，但已只剩下四家，空调只剩下两家，而且空调的技术变化是连续性的，在技术变化过程中不会出现颠覆性的结果。而黑电从CRT到等离子到液晶屏到LED到3D电视，每一次改变都是革命性的，企业跟不跟都很痛苦，不跟你可能会落伍，跟则要投一大笔钱，风险也很大，两三年后可能又有新技术出来，万一投到3D电视，还可能是伪命题，所以黑电要困难得多。

中国基金报记者：2010年，你开始管理南方基金的专户产品光大2号，到2014年辞职，光大2号在四年存续期内业绩优异，请讲讲这一时期对净值贡献比较大的、有代表性的投资案例。

邱国鹭：我在美国刚入行的时候，曾问过公司一位资深合伙人，怎样才能成为一名优秀的基金经理。他说，很简单，你只要记住两条：第一，把客户的钱当作自己的钱来珍惜；第二，把二级市场的股票投资当作一级市场的实业投资来分析。

过去十年，我主要是投资一些胜负已分的行业中的一些优质公司，像一些大白马公司，经常出现在我的组合里。你要看我的组合，会觉得很无趣很乏味。大家肯定也会觉得，你过去十年八年就找了一堆大白马，没什么意思，谁都会啊。

我现在很少讲投资，因为没什么新东西，讲出来，人家会觉得这人真没新意，投资理念翻来翻去就这几句话，投的股票也就是这些。

为什么过去十年，我就这么几句话，就这么几个行业？因为我是以实业的眼光做投资，追求的就是具有不变核心竞争力的公司，他们十年前就是行业老大，现在还是行业老大。当然，要在一个善变的市场找到不变的公司，也不容易。

市场每天都在变，我们做投资，研究的却是市场背后不以人意志为转移的规律：经济规律、行业格局、供需关系和商业模式，猜测市场的情绪变化有时候会给我们带来收益，但那是不持久的。因此投资真的很“无趣”，这是一种常态。就像那些去赌场的人，有的人是去玩的，有一晚上消费百万的贵宾室，但那些真想去赚钱的人，需要很理性很严谨，并不好玩。

中国基金报记者：你能在十年八年前把这些公司找出来，还能够经常跟这些公司为伍，这一点就很难做到。你刚才说投资是一件很“无趣”的事，这个说法很新鲜，也发人深省。

邱国鹭：我是一个策略管十年，不怎么变。因为我不擅长于追逐变化，更擅长于在变化的现象中寻求不变的规律。

过去十年，人家问我看好什么行业，我在任何时候都是讲三大类行业：金融地产、品牌消费、先进制造。为什么呢？这几个行业符合我的标准，行业格局很清晰，月亮已经出来了。我从来不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会等胜负已分，事情很清晰了再投资，反正总是有机会能买到，A股波动性很大，常常出现很好的买入时机。

金融地产格局相对没那么清晰，但是便宜。五年前大家很看空地产的时候，我把电影跟地产做了综合比较，当时中国电影一年票房三四百亿，最大的公司市值当时已经四五百亿了，而房地产一年卖8万亿，最大的龙头公司才六七百亿市值。当时，最大龙头公司的市场占有率只有一两个点，但看得出，大地产商一定会不断抢占小地产商的市场份额。我们预期地产行业的集中度必然提升，很简单，大公司拿地比小公司便宜5~10%；集中采购原材料能便宜5~10%；融资成本也比小公司便宜5~10%（例如，有的房地产龙头公司2016年底发五年期企业债利率不到3%，小公司拆借利率可能要超过10%）；最后，同样地段的房子，大公司卖得比小公司贵5~10%，因为有品牌。这几个5~10%加在一起，小地产商怎么跟大地产商竞争？这就是我所说的“胜负已分”。这些道理都很简单，大家都能想得到。

定价权也很重要，我为什么经常讲这三大行业，因为这几个行业是可以提价的，我一直说，有“霸王条款”的行业都不会太差。比如，房地产的“霸王条款”就是很厉害的，你要全资预付给他，他拿你的钱盖你的房子，过两年才给你房子，而电影则是要先砸钱，电影的现金流很差。白酒是一把米、一斤水，卖你几百块钱，毛利率百分之八十、九十，相当高。银行前些年也有些“霸王条款”，现在没有了，说明银行业竞争比原来激烈了。

中国基金报记者：这就是巴菲特说的能力圈？通过长期不懈的努力，对某些公司、某些行业获得超出几乎所有人的理解，这样就能够对公司未来长期的表现，做出更准确的判断。

邱国鹭：每个投资人都有自己的能力边界和局限性，没有边界的能力就不是真的能力。人的认知是有局限性的，我自认更容易总结过去的规律性的东西，而不容易准确预测未来的突破和演变；更容易在变化中寻找不变，而不容易在不变中预测变化。意识到这种局限性之后，我开始尽力寻找一些历史上被证明行之有效的简单法则、简单工具，然后长期坚持。

我不追求研究特别难的东西，而是把相对简单的东西，研究得很仔细很清晰，针对不同的行业特性，弄清决定行业竞争胜负的关键因素是什么，什么样的公司算好公司，什么样的价格是便宜。把很多东西想明白了，就能对行业进行估值，知道它什么时候是便宜，什么时候是贵，就可以在公司很低估的时候，坚定买入并持有。

做投资，核心不是难度，而是有多大把握。就像巴菲特和芒格所讲的，所有公司都可以分到三个篮子中，一个是太难，一个是可投，一个是不可投，太难的那个篮子最大，因为会把很多东西都扔进去。

几个月前，桥水的达里奥来中国，媒体安排了我跟他的一个对话，我问过他一个问题，他一直说人要不断挑战自己，不断挑战自己的极限，但巴菲特却说投资人应该蹲在你的能力圈里面，这两个矛盾怎么解释？

后来我自己想明白了，他们一个讲的是研究，一个讲的是投资。研究应该要走出你的舒适圈，不断挑战你的极限，但投资要躲在你的能力圈里面，研究的范围应该比投资的范围广，你可能研究十样东西，最后搞明白了三样，就在三样里面投，但是你不能只在三样里面研究。

08

“熔断”时买入8只白酒股

逆向投资不是一项技能而是一种品格

中国基金报记者：你特别强调估值？

邱国鹭：我是深度价值投资者，不是成长型价值，对估值的要求比较高。

我把选股简化为估值、品质、时机三个要素，时机很难掌握，我基本会淡化掉，或者通过估值去判断，便宜的时候多买，贵的时候少买，品质只要做好功课并不是太难，但品质有时候还难以判断，估值是相对最好把握的。

便宜是硬道理，股票的回报并不取决于它未来增长是快还是慢，而是取决于未来增长比当前股价反映的增长预期更快还是更慢。我买很多东西，大家都觉得是传统产业、夕阳产业、已经很成熟，没什么意思，没什么变化。但只要你买入的估值够低，一样可以赚钱。

美国股市定价相对合理，低估值的东西往往是夕阳行业，很垃圾，但只要仔细分析，垃圾也是有价值的，只要以一半的价格买，也可以翻一倍。比如美国钢铁是最夕阳的行业，美国钢铁是美国最老的钢铁公司，2002年2倍市盈率时，在许多人看来已经是坐着等死的公司了。但从2003年-2008年中期，这只股票持续上涨了6年，翻了20倍。当然，2008年它又打回原形。

A股市场的好处是，往往能以很便宜的价格买到很优秀的公司，像有的白酒、消费龙头公司，我们都是在市盈率十倍左右买的，还有2016年底以15倍市盈率买入某安防公司。

有时候，有些股票真是太便宜了。2015年底，有个港股地产公司跌到只有150亿市值。公司的特点是土地都在一二线城市。我看好成都重庆天津武汉这样准一线城市的未来，当时没选其他更大的地产公司，是因为他们土地的质量不如前者。我们花了几个月时间，把这个港股地产公司所有的项目都画在地图上，然后评估它每个项目的选点，以及的周边房价是多少，以此评估公司至少值500亿。2017年公司卖了3000亿的房子，按8%的净利润率计算，应该有200多亿的利润，回头看，才能体会到2015年底150亿估值有多便宜。

这家公司比较激进，杠杆高、表外负债大，大家担心它还不起债，没人敢买。便宜就是硬道理，这家公司质地当然不如有的龙头地产公司，但是便宜，我是从低估值中获得安全边际。

2016年中，董事长借了几十亿增持，结果股价又跌了一块钱。后来好不容易涨回去三块钱，公司又拿了150亿去买某热门领域公司，公告第二天我把这只股票卖了。虽然事实证明，这家地产公司对某热门领域公司的投资是个大失败，但之后半年这家地产公司还是涨了六倍，这就是股价足够便宜的力量，即使投资重大失误都没有改变其股价上涨的趋势。

最近又有一批优秀公司开始变得非常便宜，因为大家又开始在恐慌，其实贸易摩擦的后果并没有市场担忧的那么严重。日本从七十年代开始跟美国打贸易战，打了二十年，中国的体量比日本大得多，市场也大得多，没什么好怕的。当然，市场不恐慌，也没有便宜价格买到优秀公司的机会。

中国基金报记者：上一次恐慌应该是在2016年初，股市两次“熔断”，市场极度悲观，上证综指一度跌至2638点，你当时是怎么做的？

邱国鹭：在2015年底2016年初，我买入了白酒股，还有某消费品龙头。

我们找白酒的顺序是先找高端，再找次高端，再到平价酒，因为中国经济的复苏通常是先重点扶持基建，商务应酬增加，对高端酒的需求会增加，之后经济恢复，老百姓有钱了，中端酒开始起来，然后再到低端酒。

白酒是很有代表性的品牌消费品，我一直都很关注。2012年底，八项规定出台，白酒行业极其低迷，之后我们在底部以十倍左右的市盈率买入白酒股，白酒的商业模式特别好，格局又很清晰，十倍PE卖给你，真的是很划算。有一阵大家都在说白酒产能过剩，在算中国人均有多少白酒，但国产酒产能过剩只是散装酒产能过剩，800块钱的酒跟八块钱的酒是不竞争的，我当时说，就像全世界的包包产能过剩，跟lv、爱马仕包的销量也没有关系。

2013年我写过一篇文章《逆向投资》，相较而言，食品饮料是个适合逆向投资的行业。我刚到韦奇资本的时候，公司的基金经理们在疯牛病的恐慌中买入了世界某知名快餐连锁品牌的股票，数年后这家快餐连锁公司的股价上涨了3倍，这是我逆向投资的第一课。还有一家食品龙头企业，2011年因卷入塑化剂事件导致股价跌了快一半，但2012年公司股价最高时，相较2011年低点上涨了近三倍。食品安全事故之后，大家都会慢慢“健忘”，例如2003年“非典”时期，香港人都不敢吃鸡肉，回头看，肉还是要吃的。何况酒是会上瘾的，而且白酒下跌的原因主要是八项规定等措施，跟塑化剂的影响相比，并不是对产品的根本性打击。

中国基金报记者：逆向投资的难点是什么？

邱国鹭：投资做了二十年，我深深体会到人弃我取的道理，逆向投资是超额收益的重要来源，投资领域的集大成者大多数都具有超强的逆向投资能力。

但逆向投资并不容易，经常会买点、卖点掌握不到完美。经常买早了，因为你觉得便宜，但还可能更便宜，比如一家还不错的公司，你觉得四、五倍市盈率真便宜，但你买进去后，还可能跌到三、四倍。也经常会卖早了，比如一只股票内在价值是50块钱，我们20块钱买，它最后可能会涨到一百块钱，我们可能60块钱就卖掉了。因为我们是要讲安全边际的，最后一段涨幅经常赚不到，没关系，我可以再去找其他更低估的东西。

市场是一个拍卖系统，最后的顶点总是最疯狂的人在定价，就跟在拍卖会上面，最后的买主肯定是那个最狂热的、愿意出最高价的人。极端的价格常常是由最大的傻瓜决定的，所以股价上涨时超涨，下跌时超跌。1999年纳斯达克泡沫时，我碰到某行为金融学教授，他自己有个对冲基金，那年卖空网络股亏了很多钱，他感叹说：我知道他们傻，但没想到他们会这么傻。这个教授前不久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这是逆向投资的难点，顶部和底部只是一个区域，你肯定买不到最低价也卖不到最高价，你很可能抄底抄在半山腰。买早了还要能熬得住，领先两步成先烈，只要能熬得住，还是有可能成先锋的。

不在乎短期最后一跌的得失，是逆向投资者的必备素质。所以，逆向投资是最简单也最不容易学习的投资方式，因为它不是一项技能，而是一种品格，品格是无法学习的，只能通过实践慢慢磨练出来。

在A股这样急功近利的市场中，能熬、愿熬的人仍然不多，因此逆向投资在未来仍将是超额收益的重要来源。

“股票不过是穿着股票外衣来参加华尔街化装舞会、长期资本回报率为12%的债券。”记住巴菲特在1977年说的这句话，也许可以帮助你多一些耐心。

09

2013年看空手游、电影、P2P

短期很傻长期很正确

中国基金报记者：价值投资在中国有效吗？你回国十年，投资最困难的是什么时候？

邱国鹭：大家都说价值投资在中国不灵，其实是很灵的，A股市场不成熟，波动很大，一些优质公司常常会出现非常好的买点，给价值投资者很大的机会。

我回国十年，价值投资比较难做的只有两个时间：2013年和2015年上半年。2013年沪深300下跌了7%，创业板指数上涨了超过70%。2014年初我离开南方时，上证指数2000多点，正是价值投资最低谷的时期。但正如乔尔·格林布拉特曾说：第一，价值投资是有效的；第二，价值投资不是每年都有效；第二点是第一点的保证。正因为价值投资不是每年都有效，所以它是长期有效的。

当时在大家最悲观的时候，我管的账户一直是接近满仓，虽然当时会有一定的波动，回头看却是非常好的买点，很多传统的优质公司市盈率跌到五倍，都买到基金允许的上限，是我的重仓股，这些都是市盈率3~4倍的龙头公司，拿两三年回报很好，承担的风险又很小。

2015年二季度，小股票最后一波疯狂上涨，我们都没参与，当时客户方面也有些压力，但到三季度，客户就打电话来表示感谢了。

这也是逆向投资的难点，你必须有坚强的意志，在相当一段时间内顶住巨大的压力。

我刚入行时，就经历了纳斯达克泡沫以及后来的网络泡沫的破灭，对于泡沫我比较警惕，也能够识别它。2015年4月，在你们报社举办的“机构投资者峰会”上，我讲到了新牛市的七个新特点，提出小股票风险很大，要注意规避风险，但蓝筹股有投资价值，同时指出，这是中国股票市场历史上一次真正存在普遍杠杆的牛市，一旦下跌，免不了会出现踩踏事件。

在当时鸡犬升天那个时间点，坚持价值投资是很艰难的一件事情。后来，市场很快逆转。

在价值投资这条路上，我没有动摇过。我从业20年，见过1992年排队买认购证时的疯狂，经历过1999年纳斯达克的科技股狂潮及后来的大崩盘，也参与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对冲基金对华尔街投行的挤兑，深知金融市场的黑天鹅与肥尾现象，每十年就会出现一次百年一遇的危机。因为对风险有刻骨铭心的认识，而且也形成了一套自己的投资逻辑和体系，不会被短期的市场走势所绑架。

中国基金报记者：2013年创业板指上涨70%多，你当时撰文对被市场热炒的手游、电影、P2P互联网金融都泼了冷水，一时间争议很大。事实证明，时间站在了你这一边，现在，这些行业都已经被证伪。

邱国鹭： 2013年，大家最爱炒的是三样东西：电影、手机游戏、P2P互联网金融，记得当时有二十几家公司转型手游公司，还有很多公司收购电影工作室，还有公司为了炒作股价改名叫“匹凸匹”。

投资要做时间的朋友，怎么才能做时间的朋友？一定得抓住事情的本质，要知道商业模式是怎么样的，行业格局是怎么样的，公司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我当时分析得很清楚：手游百分之七八十的收入要分给平台，产品的生命周期短用户黏性弱；而电影的现金流很差、不确定性很高；网络银行也不会因为用户多而形成网格效应或提升用户体验，而且金融的本质是风控能力，这一点在P2P互联网金融中却是缺失的。

A股的特点是容易走极端，任何概念和主题，无论真假，只要够新够炫，都能被热炒，然而，爆涨之后可能就是爆跌。

我的有些判断，短期看上去很傻，因为需要时间来验证。2013年9月份我写完这篇文章后，创业板继续走强，2014年下半年虽然市场一度转到蓝筹风格，2015年上半年创业板又暴涨，在一年半的时间里，我看上去都像个傻瓜，但是五年过去了，现在回头看，就很清晰了。

为什么时间证明你是对的，就是你坚持的东西，符合行业客观规律。当然，有时候这个时间不是一两年，而是五年八年甚至十年。

中国基金报记者：从第三方披露的数据看，你管理的基金不仅业绩领先，而且回撤较小，2015年在市场暴跌50%时，你管理产品的最大回撤在10%左右，如何做到较小的回撤？

邱国鹭：2015年，高毅刚刚成立，我们的产品发行不久，还没有积累多少正收益。因为不想让客户亏钱，我当时是以一种风险预算（Risk Budgeting）手段来操作，产品跌到一定程度就会减仓，在净值下跌十个点时，就只有很少仓位了。因为公司新成立，我也公转私不久，如果一下子回撤太大，客户也难以接受，所以，前三年我对仓位控制都比较严格。客观上讲，这并不完美，回头看，如果不是严格控制仓位，我的回报要高很多。

未来，我会调整策略，在大部分时间保持高仓位，只在少数市场泡沫化程度高的时候轻仓，因为长期看权益投资是大概率跑赢现金的。而且，正确选时是很困难的，像算命、赌大小，基本上不可控，但对泡沫，特别是比较明显的泡沫，我还是可以判断出来的，因为那时就找不到符合我们标准的估值合理的股票了。

中国基金报记者：近年来，创业板跌了又跌，会不会跌出价值？你会买创业板的股票吗？

邱国鹭：我并不是说不买创业板，创业板公司也在我们的研究范围内。去年我已经买了一只创业板的股票，到现在还带来了不错的收益。公司是民营企业，基因还不错，商业模式也还可以，是细分市场的龙头，但市场占比很小，行业格局也还不清晰，新招聘了核心管理人员，应该说已经具备我们合伙人卓利伟所说的“鲨鱼苗”的特征，但这还是有点三岁看老，还不太符合我30岁看老的原则，所以我不会特别重仓。

今年创业板再度暴跌，我又买了一只创业板，算是行业里的绝对龙头，属于胜负已分的行业，也取得了正收益。

我们一直在不断扩展投资范围，打造更强大、覆盖更广的研究能力。

10

勤奋学习大量阅读和思考

牢记常识顺规律而为

中国基金报记者：你曾任南方基金公司投资总监，同时管理专户产品，现在，你是高毅资产董事长，同时也管理基金，时间会不会太紧张？怎么分配投资和管理的时间？

邱国鹭：我不觉得有任何问题，我时间管理还可以的。美国的基金公司，不管公募还是私募，很多创始人都既要管理公司又做基金经理。

一个投资人说过，当一家公司的创始人和管理者，主要是做好两点：一个是算命，即想清楚一些大的战略性的问题；第二是相面，就是选人。所以，公司管理方面，我大多数时间都花在招人上，主要是面试，面试的过程其实也是学习的过程。

私募基金管理方面其实很简单，主要就是一件事——把业绩做好，其它都是次要的。高毅是合伙制公司，有多个合伙人，分工很明确，而且，我们的同事都很优秀，任何事情都可以找到最合适的那个人，然后充分授权。

我热爱投资，投资和管理的时间，没有确定的百分比，但肯定是投资优先，在投资上面我花的时间也相对多一些。起初一两年，可能需要在管理上多花一些精力，现在高毅上轨道了，每个部门都有比较得力的人后，公司进入稳定巡航期，我也就轻松了。

投资我肯定会一直坚持做下去，我父亲说过，想要当好系主任、当好院长，前提是你得是个好教授，父亲虽然去世十五年了，他说的很多话我都记得很清楚。我赞成父亲的看法，业务出身的管理者，对事情本身的理解会更到位，做起事来，也比较容易举重若轻。

中国基金报记者：你入行20年，无论在国外、国内做投资都取得良好的业绩，你打造的高毅资产发展得也很好，你怎么评价自己？

邱国鹭： 我是一个很勤奋的人，每天工作的时间很长，我大量的时间都在阅读和思考。我会读很多书，读很多报告，跟很多人交流，做很多的思考。

我试图寻找普适性的投资规律和行业规律，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如果说我在投资上取得了一些成绩，我只是掌握了几个常识，掌握了几个一般的行业规律和基本的投资规律，然后在这些规律中不断反复应用。其实，在很多时候，我业绩并不是特别突出，但几年累积下来却能领先大多数人，这就是我的风格吧。

高毅这几年发展得还不错，主要是其他合伙人和团队的贡献，我们也是顺着资产管理行业的规律去做，当然运气的成份也很大。

无论投资还是做公司，有些人喜欢顺势而为去找风口，我们则是顺规律而为，找出不变的规律，然后顺着规律去做，不计较短期的得失，时间稍微拉长一点，效果就出来了。就像庖丁解牛，顺着事物的规律、原理去做比较容易，如果违反了内在规律，要进行下去会很困难。